作为名门之后的函可，年轻时多才、好义、豪爽，原为江南名士，“倾动一时，海内名人以不获交而耻”。其父病逝北京后，家道零落，深感世事无常，遂发遁入空门之念。他29岁时忧世伤生，更经高人点拨，于是别母抛妻，赴江西庐山，拜空隐老人道独为师，皈依佛门，落发舟中，法名函可，字祖心，法号剩人，“剩人”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。其后，在广州城东黄华塘创“不是庵”为静修之所，又名“黄华寺”。

函可虽已出家，然家事国事常系于心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春天，函可自广州来南京，刷印藏经。他目睹人民饱受战乱之苦，看到杀身成仁的明代遗臣，写下了传记体的《再变记》。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九月，函可通过与其父有师生关系、当时已是清朝大员的洪承畴的帮助，取得了回广东的印牌。然而，当函可与他的四个徒弟出城的时候，他的《再变记》和所托带福王弘光帝的书稿被清兵截获。之后，他被押解到了北京受审。史上“文字狱”案，受牵连的人员无数，惟独函可案是清代“文字狱”案中“无人受牵连”的个案，足见函可的磊落与担当。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清廷对他从轻发落，敕往沈阳“慈恩寺”，以示大开“慈恩”。函可被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盛京对佛思过，可以说，他是身陷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人。

流放生活是悲苦的，这些江南才子们在盛京城外的村子里，用握惯毛笔的手来开荒种地；女眷们则用习惯于描眉的手，在冰天雪地之中洗衣做饭。这种难以排遣的烦闷与生活的贫苦，往往使这些失去希望的流人匆匆过世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九月的一天，这些流人们在左懋泰的家里庆贺函可的生日，在冰天雪地里，共同的命运使这些江南人士忘记了身份的差异，以至于函可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结社的风气，自创诗社时，得到了积极响应，当时在场的僧3人，道2人，士16人，后来者8人等，共和诗32首。函可称诗社的名称为“冰天诗社”，这是东北历史上的第一家诗社。这些丧失了家国、丧失了故乡亲朋、丧失了自我身份的人们，有了诗境的土壤。

函可极高的诗文和品行使他获得了百姓极大的崇敬。每当他讲法时，听者总是如云，无论是凶暴之徒，还是愚钝之辈都愿意聆听他的教诲，至于来请他排忧解难的更是络绎不绝。除了在慈恩寺外，他还相继在普济寺、金塔寺等七座古刹作过道场。后来，他被奉为辽沈地区佛教开山之祖，这在慈恩寺和千山都曾留有碑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