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两唐书本传，王翰少年时豪健恃才，性格豪放，倜傥不羁，登进士第后，仍然每日以饮酒为事。其登第的时间，《唐才子传》云为景云元年（ 710年），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云为景云二年。徐松所考，不为无理，今人傅璇琮先生《唐代诗人丛考·王翰考》以之为景云元年登第。

《旧唐书》本传中记载说：王翰登第后，“并州长史张惠贞奇其才，礼接甚厚，翰感之，撰乐词以叙情，于席上自唱自舞，神气豪迈。张说镇并州，礼翰益至。”张嘉贞任并州长史，在开元四年（ 716年）至开元八年（ 720年），这段时间，王翰未担任官职，居住本乡太原，受到张嘉贞的礼遇。张嘉贞入朝后，张说为并州长史。张说开元八、九年为并州长史时，王翰曾举直言极谏、超拔群类等制科，又一度调为昌乐县尉。

开元九年（ 721年）张说入朝为相，在张说荐引下，王翰即于本年或次年上半年入朝任秘书正字之职，又擢驾部员外郎。　张说当时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，而且是一个有成就的诗人，在文坛上俨然是一宗主，尤重词学之士。由于他的汲引，一批文人学士如张九龄、贺知章等常游其门，王翰也在其中，因此得与张九龄等名诗人交往。

王翰家资富饶，性格豪放不羁，以至后来还是“枥多名马，家有妓乐”，“发言立意，自比王侯。颐指侪类，人多嫉之。”因此张说罢相后，王翰便出为汝州长史，改仙州别驾。虽已遭逢如此，但他到仙州后，还是“日聚英豪，从禽击鼓，恣为欢赏”。于是，又被贬为道州司马，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。卒年，据今人傅璇琮所考，约在开元中。

王翰仕途不得意，吃亏在他的豪放不羁的性格。而他的这种性格，却有助于成为一个名诗人。他的诗，感情奔放，词华流丽，为人所爱。《凉州词》为历代传诵之作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！”当时著名学者徐坚与张说品论文坛人物，问张说今之后进，文词孰贤，张说有“王翰之文，有如琼林玉--”等语，知其文亦为时人所重。杜华亦为当时学士，其母崔氏云：“吾闻孟母三迁。吾今欲卜居，使汝与王翰为邻，足矣！”于此可见王翰当时才名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王翰这样一个有才气的诗人，其集不传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，王翰有文集十卷，宋代已不传，晁公武、陈振孙二家都未著录。令其诗载于《全唐诗》者，只有14首。

王翰的凉州词与王之涣的凉州词同负盛名，作品于旷达、豪纵、谐谑的背后，流露了士兵们的一种厌战情绪。

王翰，出自富贵之家，豪放不羁，能写歌词，自歌自舞。其歌行风华流丽。唐人七言断句，李沧溟推王昌龄“秦时明月”为压卷，王凤洲推王翰“葡萄美酒”为压卷。王渔洋谓：必求压卷，王维之“渭城”、李白之“白帝”、王昌龄之“秦时明月”、王之涣之“黄河远上”，其庶几乎！而终唐之世，无出此四章之右者矣。

据张说讲，王翰笔头子很快，很能写。有一个叫徐坚的人曾问过张说当代文士谁写的好，张说回答道，“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，虽烂然可珍，而多有玷缺，若能箴其所阙，济其所长，亦一时之秀也。”这番议论该是在说王翰的文章，而不是诗。可惜他留下来的文章太少，我们也就无法判断张说的评价是否公允了。

从王翰留下的十四首诗上看，他写七言要比五言好。他有一首题为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的歌行体，也真的看出了驾驭语言的才气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，其中如“归来饮马长城窟/长城道傍多白骨/问之耆老何代人/云是秦王筑城卒……”，如此看来，他对秦始皇累死万民而修长城怨气不小，甚至还指责说筑长城就是在“筑怨”，而秦始皇的弱智也在於此。

他还写过一首《飞燕篇》和一首《古蛾眉怨》，恐是在遭贬以後所作，因为内容涉及到讽刺宫中奢侈生活及哀叹宫女命运不幸，估计也是想泄泄私愤。好在他也有鼓励宫女的话，虽算不上有多积极，但也比较适合於他自己----“人生百年夜将半/对酒长歌莫长叹”。